5月27日，日本国会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计划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建立由首相官邸绝对主导的国家级情报体系。此举绝非简单的行政机构改革，而是一次极具破坏性的制度重构。由于其在权力架构、职能定位、运作逻辑上，同日本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特别高等警察课”（“特高课”）高度趋同，日本国内有识之士和国际社会纷纷警示：日本军国主义“特高课”幽灵正在借尸还魂。
“特高课”于1911年由东京警视厅最早设立，此后陆续拓展至日本全国，是日本法西斯残酷镇压国内社会运动、严密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通过大肆抓捕和刑讯逼供等手段镇压进步思潮、掌控社会舆论、压制反战声音，制造了“三一五事件”“四一六事件”等大量迫害左翼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等进步人士的惨案。最终，军国主义“暴走”，日本走上对外侵略的错误道路，给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以及日本自身带来巨大灾难。
战争期间，“特高课”大肆在外布设分支机构，刺探军政情报，残害仁人志士，充当日本侵略扩张的“急先锋”，犯下累累罪行。在中国，“特高课”疯狂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协助日军“清乡扫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高课”随日军进入东南亚侵占区，抓捕残害当地反抗人士和盟军人员，依靠特务手段和高压政策协助日军掠夺当地资源、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投降后，“特高课”被命令立即解散。
战后，日本建立了多部门情报分权制衡制度，目的就是要从根子上杜绝特务机构再次成为独裁工具，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1985年中曾根内阁时期，自民党曾提出一项反间谍法案，但因处罚范围过广、最高刑过重，且可能涉及言论和报道自由而遭到国内强烈反对，最终沦为废案。
如今，高市政府正快速强推情报集权化改革。新版情报体系将大权尽数收归首相官邸，下设的“国家情报局”拥有跨部门协调权，可强制调取情报。更令人警惕的是，新通过的法案刻意模糊情报搜集边界，既未划定公民隐私保护红线，也缺乏国会实时审查和第三方监督机制。这种无边界、无制约的情报集权，极易沦为日本右翼政府操控舆论、打压异己的工具，战前特务统治的噩梦或将重演。
情报集权化是日本右翼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加速“再军事化”的重要一环。近代史上，日本每一次对外侵略，都离不开大规模、成体系的情报支撑。从中日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再到偷袭珍珠港，情报机构始终是“先头部队”。此次日本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强化海外情报搜集能力，结合近期陆上、海上自卫队新设“情报作战队”和“情报作战集团”，表明日本正试图将情报系统和战争机器绑定，重建进攻性情报体系，这公然违背了其战后确立的和平底线。
此次法案出台引发各界强烈批评。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直言，设立“国家情报会议”与战前“特高课”无异。《东京新闻》等多家媒体称，高市政府的动向让人想起太平洋战争前情报机构凭借巨大权力压制言论、动员民众走向战争的可怕历史，认为日本离“新战前体制”又近了一步，呼吁对日本政府后续推动《反间谍法》和设立“对外情报厅”等动向保持警惕。大批日本民众自发到国会前抗议，高呼“反对国家情报局”“停止修宪扩军”，担忧此项法案将给日本政治留下长期隐患。近期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面向全球网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4.8%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强化情报职能是其全面军事化和“新型军国主义”的又一危险动向。
日本复活“特高课”式的情报集权体制，本质上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也是对历史教训的极度漠视，不仅严重侵蚀日本国内的和平根基，还势必大幅推高周边安全风险。面对在复活军国主义道路上狂奔的日本，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不能坐视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任何纵容或绥靖，都可能将地区再次引向冲突对抗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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